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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史几个重要问题的匡正与补充
2017-04-04 13:52  

曾鹿平

(延安大学校史办陕西延安 71600)

[内容提要]2007年出版的《造就革命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大学史(第一卷)》,是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的一项重要成果,但其在记述华北联大与后期陕北公学及延安大学的关系时,有许多不明确,甚至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问题。从对新档案资料的研究来看:后期陕北公学与华北联大是通过延安大学相延续的;延安大学与华北联大是合并关系而非并入关系;以延安大学名誉派往东北大学的人员是由华北联大抽调组建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老解放区高等教育史的研究。

关键词:中国人民大学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华北联大校史匡正

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在老解放区华北大学的基础上,由中共中央亲自创办的一所新型大学,是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知名大学。华北大学的前身是华北联合大学,而华北联合大学又是陕北公学(前期)、安吴堡战时青年培训班、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的全部及部分在延安联合组建的。因此,中国人民大学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老解放区高等教育的直接延续,是“随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跌宕起伏”[1](P1)的一所大学。所以,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由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编撰出版的《造就革命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大学史(第一卷)》(以下简称人大校史第一卷),就是一部重要的研究成果。但由于档案资料的缺失,本书在记述华北联大与后期陕北公学的关系时显得语焉不详;在记述华北联大与延安大学的关系时,也有一些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这的确是一个较大的缺憾与硬伤。本文依据笔者从中央档案馆新查阅到的相关资料,就上述问题做一些匡正与补充,并与相关专家学者商榷。

一、后期陕北公学是通过延安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相延续

中国人民大学的源头是中共中央1937年在延安创办的陕北公学,但陕北公学在延安办学的历史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陕北公学与华北联合大学的关系是直接明显的,人大校史第一卷对此的记述也是准确无误的。1937年7月,当陕北公学与其它三校在延安联合组建华北联合大学之后,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延安复办陕北公学(史称后期陕北公学),前期陕北公学副校长、党组书记李维汉(罗迈)出任校长。对这一历史,人大校史第一卷虽然也做了简单的记述,但其与华北联合大学的历史关系,本书的记述却是含糊不清的。事实上,无论是前期陕北公学,还是后期陕北公学都与华北联合大学是历史渊源关系,只是后期陕北公学是通过延安大学与之相延续的。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开始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并加强了对边区入出人员的控制,严禁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在财政经济困难,入学人员减少的情况下,1941年7月13日和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会议研究了延安干部高等学校合并的问题,并在30日的会议上作出决定:“青干、女大、陕公合并,定名延安大学,以吴玉章同志为校长、赵毅敏同志为副校长”[2](“青干”是指创立于1940年5月,由陈云担任校长的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女大”指创立于1939年7月,由王明担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与9月22日在原女大校址正式宣告成立,学校改变了过去举办短期训练班的形式,设置了社会科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分别由著名学者艾思奇、何思敬和刘泽如担任院长。同时,还设置了英文系、俄文系和中学部,学制明确规定为二至三年[3](P58、60)。而三校合并,实质上是以陕北公学为主体,除校长、副校长外,学校的主要干部,各院系负责人及骨干教师、学员主体均来自陕北公学(后期)。可以说是后期陕北公学的直接延续。1943年和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又决定将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以后期陕北公学民族部为核心组建)、新文字干部学校和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并入延安大学。此时的延安大学设行政学院、鲁迅文艺学院、自然科学院、医学系等三院十一系二十多个专业。正如一些教育史学家所指出的:“这是抗日民主根据地第一所具有工、农、文、理、医、艺等科的综合性的高等学校”。[4](P463)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延安大学以鲁迅文艺学院为核心,从1945年8月到10月间,先后向华北和东北派出了三个文艺工作团。其中华北文艺工作团由四十多人组成,在艾青和江丰的率领下,于9月12日从延安出发,10月中旬到达张家口,全团并入华北联合大学文艺部,[3](P176)这是延安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的首次联合。

1945年10月间,中共中央决定,延安大学的自然科学院、鲁迅艺术学院、行政学院,除自然科学院两个毕业班学员由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各解放区工作,行政学院和校部预科部分教员、学员留在延安继续办学之外,其余全部迁往东北创建东北大学。[3](P176-177)11月中旬,在校长周扬、副校长张如心、秘书长刘程云带领下,延安大学迁校队伍以“松江支队第四大队”的名誉,从延安出发开赴东北。学校迁到张家口后,国民党军队封锁了山海关,前往东北的道路受阻,于是,依据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要求,中共中央决定,延安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随着延大与联大的合并,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前期陕北公学和后期陕北公学的汇合。因此,中国人民大学不仅是前期陕北公学的延续,也是后期陕北公学的延续。这一点,在中国人民大学史中应该明确。不然的话,单纯地讲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是陕北公学,这是不完整的,也是不准确、不严谨的。

二、延安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是合并关系而非并入关系

在延安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的关系问题上,人民大学史第一卷是这样记述的:“1946年2月,延安大学除自然科学院外,其余部分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周扬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1](P107)从笔者查阅到的中央档案馆档案资料看,这一记述与历史事实不符,起码是很不准确的。

延安大学迁校队伍是1945年12月20日至25日分别抵达张家口市的。1946年1月28日,中共晋察冀中央局考虑到晋察冀解放区的需要,经过慎重研究,向中共中央发电请示:“延大与联大合并,成仿吾同志任校长,周扬同志任副校长,可否,请指示”。[5]中共中央迅速于29日复电:“同意延大联大合并,成任校长,周副之”。[6]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根据这一复电精神,立即着手延安大学与华北联大的合并工作。两校合并后,校名仍为华北联合大学,原华北联大校长成仿吾继任校长并兼党委书记,原延安大学校长周扬任副校长,原延安大学副校长张如心任教务长,原延安大学秘书长刘程云任校党委副书记。延安大学自然科学院的化学工程和机械工程两系,根据晋察冀中央局的要求和中共中央的批复,以于先期与晋察冀工业专科学校合并,组建新的晋察冀工业专科学校,这个学校1948年与华北大学工学院合并。由此可见,延安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是合并关系而并非并入关系。尽管“合并”与“并入”只有一字之差,但众所周知,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从档案资料看,无论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的请示电,还是中共中央的回复电,均明确讲得是“合并”而不是“并入”。所以,我们应该也必须尊重历史事实,明确延安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是两校的合并,而不是延安大学并入华北联合大学。

三、以延安大学名誉派往东北大学的人员是由华北联大抽调组建的

人大校史第一卷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记述的:“1946年5月,迁往东北的道路打通,前期已经并入华北联合大学的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奉命继续前往东北,延大校部和行政学院则留在华北联合大学”。[1](P107)这一记述也是不准确、不全面的。

194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向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书记聂荣臻和东北局发电指示:“东北需要干部正多,并需要培养干部的教育机关正急,前决定开东北后停张垣的党校及延大两校仍即经赤峰开往东北,何时赴程,望告。”[7]虽然延安大学迁校队伍的目的地原本是到东北创办东北大学,但此时延安大学与华北联大合并已四个多月,原建制解体,迁到张家口的延安大学事实上已不存在。因此,无论是整个学校,还是其中某个学院,整建制迁往东北都不可能。所以,为落实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由华北联大抽调原延安大学副校长张如心、秘书长刘程云带队,以原延安大学鲁迅文艺学院干部教员为主,同时还有原延安大学行政学院、自然科学院及原华北联大部分人员组成一百多人的队伍,前往东北与东北大学会合(东北大学是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由延安大学先期到达东北的舒群、张松如及时任沈阳市市长的病理学家白希清等负责筹备创建的,是中共在东北创办的第一所综合性大学,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前身),与东北大学会合后,张如心任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刘程云任秘书长,原延大行政学院的姜君辰、鲁迅文艺学院的萧军、张松如(公木)、自然科学院的阎沛霖等,分别任东北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鲁迅文艺学院、教育学院、自然科学院院长。[3](P179)虽然这支队伍是以延安大学的名誉派出,但实际上是由华北联大负责抽调和组建的。因此,人大校史第一卷的记述显然是不准确的,是没有历史依据的。

四、中国人民大学史研究的意义及范畴

由于是在战争环境下办学,所以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根据地所创办的高等学校,变化比较频繁,相互之间的关系头绪较多,也比较复杂。但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发展主线应该是清晰的。这就是从陕北公学(包括前期和后期)到华北联大;从华北联大(与延安大学合并)到华北大学(华北联大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组建);从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因此,中国人民大学的历史涵盖了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晋察冀根据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主要高等院校,与中国人民大学有直接和间接历史渊源关系的老解放区高等学校就有十多所,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老根据地高等教育的集大成者。因此,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讲,就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老解放区普通高等教育历史的研究,其在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老解放区教育史,特别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目前以然很薄弱,还没有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的研究成果出现。本文的意图就是想通过对后期陕北公学、延安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关系的匡正与补充,将后期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及延安大学所有前身院校与合并院校,乃至东北大学的历史研究,都纳入中国人民大学史的研究范畴。从而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的综合实力及重要影响力,并以中国人民大学为龙头,整合所有与老解放区高等院校有历史渊源的高校研究力量,将老解放区高等教育历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新的水平,为吸取老解放区高等教育的经验和教训,进一步深化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促进高等教育发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及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造就革命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大学史(第一卷)[m].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中央档案馆.七月三十日政治局会议决议事项;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3]曾鹿平.延安大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王炳照 郭齐家 刘德华.简明中国教育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中央档案馆.晋察冀中央局关于古大存工作问题等的请示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6]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关于古大存工作问题及延大联大合并问题的复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7]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关于延大、党校速开东北给聂、刘并东北局电;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本文刊于《教育学术月刊》2012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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