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友民
不久才成立起来的鲁迅艺术学院，据说明天要搬到离城二十里的乡村去，我们决定在他们未搬以前去访问一次。
鲁迅艺术学院现在的院址，是延安城少有的有玻璃窗地板的漂亮房子，这是向教会借住的。我们走到院子里时，就碰见负责人沙可夫先生，我们互相敬礼之后，他引我们到一间屋子内坐下。没有什么客套，也用不着“寒暄”，我们提出了想要知道的问题，他就开始对我们答复了：
“我们感到艺术干部的缺乏，尤其是抗战艺术干部。为了这一需要，才有本院的成立。
“教务方面，暂分戏剧、音乐、美术三系；还预备成立一个文学系。戏剧系教员是张庚先生、崔嵬先生、左明先生等。音乐系教员是吕骥先生、向隅先生等。美术系教员是沃渣先生、丁里先生等。此外还有周扬、艾思奇、李卓然等先生担任各种讲座。
“我们的目的是：培养抗战艺术干部；研究正确的艺术理论；整理中国艺术遗产；建立中国新的艺术。
“课程各方面分必修、专修、选修三种。必修的科学有社会主义、辩证法、中国问题、中国文艺运动，苏联文艺、艺术论等。专修的是各系专门的课目：如戏剧系有戏剧概论、导演术、表演术、化妆术、名剧研究……音乐系有作曲、和声、视唱、指挥……美术系有美术概论、画理、作法（漫画木刻）……。选修的有外国语言，也可以选别系的课。此外还有特别讲座。……这是一般的情形；关于各系专门的问题，我可以请吕骥等先生同你们谈一谈，他们可以讲得详细一点。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
“关于生活方面的情形。……”我问。
“呵，是的。我们要克服过去一般所谓‘艺术家’底不好的习惯；我们要用紧张严肃的作风去根绝浪漫自由的现象，自觉地遵守纪律；用民主集中的管理方法，造成一种友爱的空气，避免教师和学生的隔阂。
“物质生活上的待遇同抗大差不多；教员的待遇比抗大的好一点；因为他们是有专门技术的，——边区对有专门技术的人一向是优待的。……还有什么吗？现在我们到那边去同他们谈谈。”
穿过一个小院，看见同学们在太阳底下自习。转了两个湾，在一间办公室里看见吕骥、张庚、丁里等几位先生在工作：丁里正在设计一个校徽——鲁迅先生的剪影图案。吕骥在作什么歌曲。我们说明了来意：想知道目前中国戏剧音乐美术的动向。张庚先生发言了：“我新从外面来，就谈谈外面剧运的情形吧。在抗战以前的以上海作中心的戏剧运动，主要的是职业化的，职业化也有它的好处，是能够把技术水准提得很高，不过坏处很多，如像为了生意经，写剧本得迎合观众，又要顾到工部局等是否能够通得过——他们是不顾我们认为好的剧本上演的。
“‘八一三’以后，这些情形，就起了变动：大的剧团瓦解了，一般职业的戏剧工作者和艺术至上主义者，多半认为有改变作风的必要；于是组织流动剧团，一共有十一队之多，出发到各地或随军去作宣传教育工作。
“在理论上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极端的职业路线，他们主张大规模的演出。自然在大的都市里，也是很需要的。不过，我们抗日战争一天天发展下去，我们工作的中心将不再少数的城市而是在广大的农村。这种路线，将来的前途是很狭小的，但这种理论，在救亡演剧队里，也有一部分存在着。另一种认为喜剧的力量不够作宣传工作，要抛弃了戏剧去干宣传组织的工作。
后来在汉口，开了一个非正式的座谈会。结果，把两方面都批判了：后者是患了左倾幼稚病，因为文化工作者在抗战中，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力量，前者的实验中也了解到戏剧是行动的开始，也是行动的演习。我们到一个地方，要研究当地特殊的问题，通过了戏剧，给当地民众一个很明白的观念。演出之后，民众会马上在领导之下开始工作起来。
“对各地的旧形式应否利用的问题，在汉口也有一个实验。就是‘一二八’那天，演了新内容的京剧、花鼓、汉戏，观众都非常接受。
“全国戏剧界救亡协会已在汉口成立了。我们应该加入，把边区的剧运同全国联系起来。”
接着，吕骥先生对我们谈：
“在目前我们感到全国歌咏工作还不够开展，其中一个原因是缺少干部。我们计划训练更多能够制作歌曲，改编小调，指挥歌咏队的干部。运用音乐去帮助抗战。
“至于外面的情形，仅从外面来信中知道一些。自从抗战以来，平津上海的音乐工作者都跑到民众中部队中去了。最近在汉口成立了一个全国歌咏协会，在四川也成立了分会。全国各地的音乐工作，渐渐地在开展中。
最使人遗憾的，国立音专‘八一三’后搬到法租界去，现在听说又要搬到广西。他们始终还是关在屋子里学习，没有改变旧的教育方针，以适应抗战。有些同学，随时离开了学校，但由于过去老是关在屋子里学习，从来就没有很多的工作经验，也不知道音乐在抗战中应该做些什么事。所以大多数人，都是坐在家里，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们最近给全国歌协去了一封信，建议加强全国的歌咏工作。同时我们也想加强边区的歌咏工作。……”
以后，是丁里先生告诉了我们一些全国美术界救亡的情形。在抗战中，最活跃的要算漫画界了，其次是木刻。他们都尽了最大的宣传任务。最后，他还告诉了这里美术系的学习计划和方式。
这几位先生，满足了我们要知道的一切。我们不愿妨碍他们的工作，在相互敬礼后便退了出来，同学们正在日光下静听周扬同志讲理论课程呢。三，二九于延安。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九日《新华日报》第四版
